坚持形式合法性审查与实质合法性审查的协调统一，是当前合法性审查的基本要求。
[58]相应地，国家任务集中于对权力性行政（高权行政）的制约。其三，作为行政终局裁决权的射程边界，贯彻司法最终解决原则。
[20] 二、行政纠纷可诉性的确定模式 纵观法治发达国家及地区，行政纠纷可诉性的确定模式有列举式、概括式与混合式三种。其一，不同法律、法规之间的列举可能出现矛盾或不合理之处。由历史发展的脉络来看，列举式因无法满足权利保障的需求，逐渐退居二线。[48]其次，公权力性强调行为的实施涉及公权力之运用，由此排除行政机关居于民事主体地位、以私法方式实施的行政活动。当事人违反法律规定意味着法律的目的不能实现，即客观法秩序受到破坏，也就意味着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
首先，行政性强调行为的实施者为行政机关，或虽为立法、司法机关，但后两者乃基于行政职能而实施行为。[40] 除人身权、财产权外的其他合法权益包括受教育权、劳动权、知情权、文化权、社会保障权、参与权、公平竞争权、监督权等。[35]张翔认为这段话要表达的核心是国家权力行使要有效能这一原理，进而与国家权力配置的正确性问题联系在一起。
合宪性审查的权力保留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这一制度事实表明，合宪性审查是位于议—政这一维度的。宪法监督和宪法解释则同属于合宪性审查的范畴。[47] 参见张翔、赖伟能：《基本权利作为国家权力配置的消极规范——以监察制度改革试点中的留置措施为例》，《法律科学》2017年第6期，第30页以下。在我国，由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不是司法机构，受理基本权利案件的宪法诉愿无法纳入我国合宪性审查的功能范围，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通过与最高人民法院建立规范审查的衔接机制，从而对个案产生间接影响。
只有如此，合宪性审查制度才能真正落地并发挥其特有功能。这两个原则要求：（1）国家机关要更有效地领导和组织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51] 也有学者指出，立法法中还规定有另外一种审查机制，即备案审查机制。长期以来，学界并未对这两种制度安排进行严格区分，经常将宪法解释宪法实施宪法监督合宪性审查等术语相互混用。[43] 关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力属性和边界，参见黄明涛：《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力边界》，《中国法学》2019年第1期，第104页以下。文章来源：《法学研究》2019年第6期。
前引[34]，彭真文，第442页以下。八二宪法中国家权力配置的悄然变化就属于这一情况。其三，对政党意志的合宪性确认。虽然由其产生的国家权力机关要以不同方式接受全国人大的监督，但不意味全国人大可以直接介入其他国家权力的运行。
当前，在规范审查领域，主要存在以下两点问题需要厘清。如果将合宪性审查权建立在第99条的基础上，虽然合宪性审查权被专属保留给全国人大常委会，但该条并未规定对基本法律和法律的合宪性审查。
[18]在当时，为追求社会高度同质化的目标，运动式治理不得不取代常规的科层体制。（4）议行作为整体的政治权力结构与民众之间的关系，涉及基本权利审查。
这其实就是既保障民主、又保证集中。比如，通过人事关联、党委在政府机构中的设置、党政合署办公等机制安排，将党的决定转换为国家意志，为治权结构的运作设定前提。[21] 邓小平曾指出，过去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现代民主社会中，为应对社会复杂性的提升，政、治、民三者应当有所界分，并各自承担不可替代的功能，形成一种分化、依存和制约的结构。对此，有学者进行了反驳，认为判断议行合一的关键并不在于议、行这两个机关是合并还是分开，或者权力内部是否存在分工，而在于权力机关的全权性及其在整个国家权力体系中的优越地位（参见杜强强：《议行合一与我国国家权力配置的原则》，《法学家》2019年第1期，第1页以下）。[32] N. Luhmann, Die Politik der Gesellschaft, Suhrkamp 2000, Frankfurt am Main, S.83. [33] 规训政治系统是出于维系社会系统功能分化的需要，传统的权力分立、基本权利保障都是为了防止政治系统的扩张，N. Luhmann, Grundrechte als Institution, Duncker Humblot, Berlin 1986, S.41; N. Luhmann, Das Recht der Gesellschaft, Suhrkamp, Frankfurt am Main 1995, S.297 ff., S.472. [34] 彭真：《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载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彭真文选》（1941—1990），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54页以下。
只有如此，民主才能通过制度化的程序将多样化的社会需求反映到政治层面，政治系统也才能具备迅速、充分回应社会需求的专业能力，真正做到民主与集中相结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双重属性，使其成为连接议行结构的纽带。
民作为政治权力的来源和基础，不能等同于权力本身。诸如安全、经济、民生、环境、科技等领域存在或出现的问题，都需要通过治的运作加以解决。
[56]实际上，我国也有必要建立全国人大常委会与最高法院的联动机制和二元双轨的合宪性审查模式，赋予最高人民法院提请合宪性审查的筛选权和决定权，审查权则仍然归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治作为专业化的科层运行机制，能够更加高效精准地回应社会环境中诸如金融、科技、互联网、食品安全等领域的问题，并将相关信息反馈给政，促使其对政治决策进行反思和改进。
关于这二者的关系，习近平曾有明确论述，即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在国家工作中得到全面贯彻和有效执行。以近期代表性成果为例，这些研究或以立法法为基础，讨论合宪性、合法性、适当性审查的类型化构建，[2]或阐释分析备案审查与合宪性审查的关系，[3]或争论合宪性审查究竟应以事前的法律草案审查为主还是以事后的抽象规范审查为主，[4]或讨论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功能如何发挥，等等。[55] 参见王建学：《法国式合宪性审查的历史变迁》，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139页。物权法所设定的财产平等保护原则是否与政党意志以及宪法所确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相吻合，一度成为学者争议的焦点。
合宪性审查制度建设，离不开对其制度功能的设计和探讨。比如，由于法律系统独立性的加强，立法权得到扩张。
[10]因此，民主集中要同绝对集中区分开来。[45] 在合宪性审查的双重功能中，政治功能具有奠基性，法律功能需要在政治功能的基础上结合宪法相关规定展开，某种程度上需要超越立法法中既有的立法审查框架，在法律制度层面有所突破。
总之，要在民主的基础上有效实现集中，政、治、民三者不能仅仅满足于分化，还需要进一步加强联系与沟通，以使民主和集中同时实现。其一，全国人大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具有连接党的领导和国家权力的桥梁作用，使党的意志转换为国家意志，并对由它产生的国家机构进行监督。
另一方面是中国共产党与全国人大之间的关联，党的意志与国家意志之间的衔接，涉及党政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三者关系的不同，构成了民主运行机制的不同以及集中在实现形式、程度与范围上的差异。其次，议行结构涉及的是两个层面的权力结构，而非平行层面上的权力分开，权力分开只能限于第二维度中的国家权力分工，并仅在这一层面，可适用功能适当原则。在彭真总结的三项原则中，第一个子原则确立的不仅仅是民主制约原理，也有狭义政治维度上的民主实现和政治过程的原理，其中提到的人民更好地行使国家权力至少包括两方面要求：（1）民主过程最大程度的实现。
这在物权法的审议过程中体现得非常明显。[10] 毛泽东：《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载前引[9]，《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383页。
如果将合宪性审查权建立在第96条、第97条的基础上，就无法将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纳入审查范围。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必要针对这两种制度安排作出更为细致的规定，即在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相应工作的基础上，对宪法监督和宪法解释的事项进行适度区分。
[37] 参见刘刚：《政治代表概念的源流——兼论我国宪法的代表结构》，《中国法律评论》2016年第4期，第122页以下。基于上述分析，可以认为，八二宪法中已经蕴含了合宪性审查功能展开的双重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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